严修与张伯苓共同教育事业的开创

  □陈鑫

  严修、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合影(前排:居中为严修,右为张伯苓,左为宋子文)

  1904年,张伯苓就筹建中学事宜致严修函

  南开系列学校是严修、张伯苓两位先生教育事业的不朽丰碑,然而创立南开并不是他们合作的起点。从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担任家塾教师,到1904年私立中学堂(即后来的南开中学)建立,中间经过6年时间。这6年,既是世纪交替之际,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变革时期,其间许多争论、冲突的焦点都是围绕教育、学术与文化展开的。6年中,新学制建立,新学校逐渐取代旧科举,中国社会也随之发生巨变。多年以后,张伯苓把这6年称为“南开的胚胎期”,其实孕育的岂止南开。考察严修与张伯苓这一时期的教育活动,对了解中国近代教育史,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,都具有启发意义。

  一

  严、张初识于1898年冬。初看起来,他们是很不相同的两类人。在年龄上,他们几乎是两代人,张伯苓比严修小16岁,比其长子只大3岁。同时,严修出身盐业世家,家境殷实,而张伯苓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。他之所以上水师学堂,与免学费管吃住、每月还有津贴有很大关系。最重要的是,严修旧学深湛,进士出身,是天津有名的严翰林。而张伯苓水师学堂毕业生的身份,在当时社会并不被视为正途。他的老师、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就因为没有科举出身,抱恨不已。也正因为此,洋务运动中天津虽已建有讲授西学的学堂,但与本地士绅却很少发生联系。一个翰林选择军校的毕业生当塾师,培养自己的子侄,这在当时绝无仅有。

  严、张能够合作,与严修经世致用的志向是分不开的。1898年初,严修刚刚结束了贵州学政之任。督学的3年期间,他对科举之弊有了深刻的认识,力求变革。他创办书局,革新书院,鼓励士子学兼中西、研习时务。特别是在任末,他下定决心上奏折请求改革科举,开专科考选经世致用的人才。当时全国维新变法呼声甚高,严修的建议切实可行,获得清廷采纳。经济特科的开设被梁启超称为戊戌新政“最初之起点”。严修由此名满士林。但同时他也获罪于守旧大臣。他的座师兼上司、大学士徐桐张榜于家门,宣布与他断绝师生关系。严修被迫请长假回家。不久,百日维新正式开启而又迅速失败。重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下懿旨:“经济特科易滋流弊,并着即行停罢。”严修的苦心设计尚未来得及施行,便即付诸东流。育才兴国的理想遇到挫折,抱负无法施展,他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,不禁写下“世间无所用斯人”的诗句。此时的他只得将精力转回“修身齐家”。

  长期以来有种模糊的说法,认为聘请张伯苓是严氏家塾的开端,其实并不准确。严家一直以来注重子女教育,仅以严修在家设馆、聘师教子而言,是始于他进京任翰林编修的转年(1887年)。第一位教师为陈璋,而后又请陶喆甡、赵士琛、赵元礼等任教。严修对塾师的选择是有自己考虑的,陈、陶两位是天津士人中较早讲求“西学”者,严修自己就常与他们研讨切磋。使黔期间,严修把家眷留在北京,并嘱陶氏进行算学教育。

  此时严修已经认识到想要经世致用,就必须学习西学。他曾告诫贵州学子:“经济之学,中西并受,中其十一,而西十九。”同时,面对国势日危他意识到,“时事至此,所谓显者若彼,犹复汲汲于科举之学,以希名位,将何为哉?”他反复对子侄表示,科举得中与否无关紧要,重要的是学以致用。为此,他专门从贵州写信给京、津两地,希望自家和兄长家都应酌减汉文课程,而增学英文,以便直接从西方书籍中学习知识。

  1898年严修离职回津,便将京津两馆合并。由于原聘英文教师去海军就职,教席出现了空缺。亲友向严修推荐了一位名叫许子政的老师,不过许氏因为有了其他工作无法就任,转又推荐了自己的内弟张伯苓。正是这个因缘成就了严、张相识。

  张伯苓到严馆任教看似偶然,但他们的合作却可说有必然之理。张伯苓原为北洋水师学堂学生,因在军舰见习,亲眼目睹列强瓜分中国,威海卫两日内国帜三易,他深受刺激,决心脱离海军。此时的严修与张伯苓,都刚刚去职还家,处于失意之中。他们一个是中国最后一代士大夫中的开明者,一个是中国最早一批受新学教育的知识人,一个为颟顸守旧的当权者所困,一个受耀武扬威的侵略者所辱,两人都怀有一腔报国之志,却一时无处施展,且又都不愿服输。他们的合作在时代大变革中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。

  二

  在严馆的教学,让初出茅庐的张伯苓一下子便得到了实践教育救国理想的机会,也让严修对这位青年才俊肃然起敬。原本聘请张伯苓只是来教英文,但严修很快便发现张伯苓的才能不止于此。

  张伯苓到馆不久,一次与严修谈话中说起自己在海军的经历。他说有一回与同僚打赌,目测海上一座山与舰船间的距离,有人说是八里,有人说是十里。张伯苓讲述了他们的验证方法:“姑前行视历若干时,船与山得四十五度角,再以速率算之,则得里数矣。”严修听后感叹这真是“颇悟算理”。几天后,张伯苓就在严馆开始教授算学了。

  原来严修从20岁左右便开始学习天文算学,一有机会就与友人切磋研习,但一直存有一些疑难问题没能解决。结识张伯苓后,与之探讨,让严修感到豁然贯通。这是因为,此前的友人们虽然热爱数学,但都是依照书本自学摸索。而张伯苓却在水师学堂接受过西方近代科学的专业教育,且成绩优秀。张伯苓不仅明于西学,而且谙于教法,深入浅出,灵活生动,常常结合生活实际,加以引导。这样生动的教学方式,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。

  体操是张伯苓在严馆教授的另一门课。严馆重视体育,也是其来有自,严修在贵州时,屡屡写信给儿子们,敦促锻炼身体,并现身说法,“吾近身体颇健,惟遇繁剧时精神仍苦不足,由平日未常操练之故,故吾愿汝辈及时操练也”。不过那时严氏子弟的体操练习也属对图自学,而张伯苓恰恰在军校受过专业操练。据陶喆甡之子、严馆学生陶孟和回忆,张伯苓将上水师学堂时做体操用的哑铃和棍棒,画出图样,让木匠定做了,给学生们练习。他还同学生们在一起游戏,教给他们各种操练和室外运动,如骑自行车、跳高、跳远、踢足球等。

  更令严修敬重的是张伯苓的气节。庚子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大劫难,天津首当其冲。在兵燹中,严宅成为一座避难所,收留了“三十余姓,男女老幼三百数十人”。张伯苓也举家来到严宅,并利用他的英文专长,应对洋兵骚扰,帮助严宅脱困,保障了宅中300余人的安全。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,建立起殖民统治机构——都统衙门,他们看中张伯苓的才能,想聘他为翻译,但张伯苓拒绝合作,凛然不就。张伯苓的决定赢得了严修和天津士绅的尊重。

  三

  1901年4月,受战争影响一度停课的严氏家馆重新开馆复课。这时严馆学生增至11人,除严氏子侄5人和陶孟和、张彭春(张伯苓之弟)外,又有几位亲友子弟加入。老师方面,张伯苓仍教英文、算学,并逐渐成为严馆教学的组织者。陶喆甡不幸于乱中病故,国文课改由陈哲甫任教。同时,严馆中又来了3位日文教师大野捨吉、足立传一郎和岩村氏。

  严馆课程也进行了调整,原本“半日习国文,半日习英文”。从这年冬,功课加紧。据严修之侄严智惺的日记,张伯苓设计了一份新日程表:“早七时半起。八时十五分入馆,添读英文。自九时四十五分至十一时四十五分课几何学。十一时四十五分后体操。每晚东文。十时放馆。十时十五分息。”新日程将国文、英文、算学课均置于上午,留出下午自习、读书、写作,并在每晚添加日文课。

  此时严馆学生已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打算,多数学生都在准备出国留学。起初目标是英国。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老师或为留学英国者如严复、王劭廉,或本即英国人如麦赖斯(William Mcleish),他把老师们介绍给严修父子,提供相关咨询。不过后来严修、张伯苓决定向近邻日本借鉴教育经验,这不仅是因为路近费省,更由于两国国情相似。因此严馆弟子们的留学方向也随之转向日本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日文成为严馆每日常课。

  当时在严修的带领下,天津形成了一个致力兴学的学绅群体。他们发起了一个学习日文的社团——东寄学社。学社聘有日本教师,学生包括严馆弟子在内共30余人。学社除学习与月考外,一项重要活动是组织学生翻译日文书籍。首先翻译的是一本地理教材《小学外国地态》。而后又着手翻译日本文部新颁布的一系列有关学制的文件,包括《小学校令》《中学校令》《女学校令》《实业学校令》等,合称《日本新学制》。此书于1903年出版。《大公报·新书介绍》称“凡我国之有志教育改良者,亟宜先睹为快也!”

  为了对新教育有更直观准确的了解,严馆师生先后赴日本实地考察、留学。严修回顾日本之行的收获,称“两度瀛山采药归”“归袋满载长生药”。在日本,严、张学习了先进的教育经验,为办学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,并且他们更加坚信教育改革是救国的良药。

  四

  庚子之变与《辛丑条约》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重要的分界线,也是天津教育史的一座分水岭。仅以严、张的教育实践而论,庚子前主要目标是培养经世致用之士,仍属传统框架之下的精英教育。战乱狂飙中,严修、张伯苓等天津士绅深深受到洋兵侵掠暴行和拳民盲目无知的刺激,认识到只有开展普及教育、国民教育,广开民智,才能够救亡图存。开展国民教育靠书院、私塾等旧形式是不行的,必须开办学堂、学校。

  恰在此时天津教育发展迎来一个新的环境。1901年底,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,上任后首先和洋人谈判接收天津事宜。在接受了苛刻的条件后,天津终于在1902年结束长达两年的殖民统治。袁世凯督直期间对教育格外重视,他曾表示自己主要政策就是练兵与兴学。

  此时的严修、张伯苓热情高涨,与天津其他热心学务的士绅“终日讨论学事”。就在天津收复不久,严修集合绅商力量创办了天津第一所私立小学——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,并协助地方官筹办天津第一所官立小学堂。在他的带动下,两三年中,天津官、绅、商纷纷出力出资,形成一个办学高潮,一时“学堂林立,成效昭然,洵为通商各属之冠,中外士庶靡不称赞”。

  学堂成立起来,但适应新学堂的教师数量明显不足、能力也有所欠缺。为此,严修一方面向直隶学务司推荐了一批人才赴日本师范专科留学,另一方面与张伯苓等人开始着手日常的师资培养工作。

  1903年2月,普通学社成立。据《严修日记》:“普通学社者,为储师材而设。张伯苓、王寅皆、林墨青三君发议而余组织成之者也。”学社每周六晚上在民立第一小学堂活动一次,活动内容包括为教师开补习课、围绕教学开展讨论。由于绝大部分教师都没有接受过近代科学的专门训练,因此学社邀请熟悉相关领域的中日学人专门讲解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地理、博物学、卫生学、三育学(即德育、智育、体育)。学社听众一般在50人至80人左右,最多一次则达到160余人。

  很快,士绅们培育师资的活动引起了天津府的兴趣。3月11日,受知府凌福彭委托,严修、王寅皆等着手制定《师范补习章程》。当晚,严修、张伯苓、王寅皆、高旷生讨论至“夜四鼓乃散”。当年秋,天津成立了师范补习所。

  师范补习所被认为是“北直造就师资之发端”。它与普通学社一脉相承,补习内容也大致相同,有时还举行主题演讲,演讲包括“个人与国家关系”“天演之理”(即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道理,言“中国人处今世势,一线生机,舍学问别无可望”)等题目。严修与张伯苓是课程的制定者,同时张伯苓也是主要演讲者之一。讲解算学、物理等课,与普通学社相同。补习仍在晚间进行,常常讲至深夜十一点,严修几乎每次都前往听讲。

  在此同时,严修、张伯苓等还组织了教育研究所,活动地点也在民立第一小学堂,参加研讨的均为官立、民立各学堂和家馆私塾的教师。师资的建设为办学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。

  五

  1904年初,袁世凯力邀家居已6年的严修出山从政,任直隶学务司督办,推动全省教育的发展。严修表示赴任前先要再去日本考察一次。此次访问,严修携张伯苓同行,他们进一步体会到,“彼邦富强,实出于教育之振兴,益信欲救中国,须从教育着手。”考察期间,严修与张伯苓下定决心创办一所中学堂。

  返回天津,严修即须往省城保定赴任。临行前一晚,严修再次与张伯苓就中学堂事进行商谈,决定由张伯苓主持创建工作,校舍仍在严宅后院。学堂监督(即校长)由张伯苓担任。经张伯苓的精心筹备,10月16日中学堂成立。这便是南开学校的前身,时名私立中学堂。

  学堂成立的制度依据来自本年初朝廷颁布的《奏定学堂章程》。《章程》的颁布标志着学校制度在中国正式建立。不过制度初创时,学校与科举并行,而后者仍被视为“正途”,许多读书人还在观望,不愿舍科举而就学校。1905年秋,严修与卢靖等在面见袁世凯时,力陈只有停科举,才能排除旧观念、旧制度的干扰,使读书人安心入学。很快袁世凯会商张之洞,联衔上奏请废科举,得到朝廷同意。从此中国结束了历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,教育正式进入学校制时代。同年12月,清廷成立学部,作为全国教育主管部门,严修被任命为侍郎。而此时,在张伯苓的努力下,南开的各项工作也渐入正轨。1908年,当中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时,严修从北京发来训词:

  事无难易,有志竟成,故立志者,入德之门也。诸生毕业后,或进专门,或学实业,或改营生计,人各有志,奚能相强。虽然持此特立之一端,至其本源,则在归本于道德。诸生志于道德,则无论专门、实业以至改营生计,无害为君子,否则虽在通儒院毕业,特小人儒耳,何足取乎!诸生素讲习人伦道德一科,即知即行,无俟过虑,而鄙人所尤注意者则在国民道德。今者,内政外交事变日亟,国势不振,身家讵能独存?年长之英雄虽有匡时之志,而无其才;未来之英雄,无论有无其人,而时已不待,今日所赖以转移国势者,舍有志之少年,其又奚属?诸生今日中国少年之一部分也,勉之勉之,勿志为达官贵人,而志为爱国志士。鄙人所期望诸生者在此,本堂设立之宗旨亦不外此矣。

  这段训词表达了严修、张伯苓等师长对南开学生的期望,也说明了严、张创立南开的初衷。正是由于严、张二人有着以教育塑造“国民道德”,培养“有志少年”“爱国志士”的共同志向,才使得他们排除种种困难,一步步推进教育事业向前发展。也正因为他们的信念,南开从建校之始便携带了“公能”并重的文化基因。

  从1898年至1904年的6年时间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关键时期,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,教育问题总是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之上,从经济特科,到新学制建立,再到科举废除,教育的每一次变革又在牵引社会的变革。作为教育革新的先行者,严修、张伯苓的活动不仅深受时代的影响,同时也引领着时代风气的转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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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:2017年06月18日  所属分类:南开大学